不久前，四川成都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伪装成住房租赁公司的“套路贷”犯罪团伙，5名核心嫌疑人悉数落网。这起案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债务陷阱：被害人借款13万元，不到一年半的时间，债务竟然利滚利到将近1300万元，名下近千万的房产也被迫抵押。

被害人的遭遇始于两年前。2023年11月，叶女士因资金周转需要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对方声称与“金融管理部门”合作，能提供“内部绿色渠道”进行贷款。更让叶女士惊讶的是，对方准确报出了她刚被银行拒贷的额度、用途，甚至连征信查询次数都了如指掌。这种精准信息打击瞬间打破了她的心理防线，使她误以为对方有资源、够专业，从而放下警惕。

三天后，叶女士与业务员见面，对方为她量身定制了三份合同。第一份《借款协议》约定借款13万元，期限6个月，月息1.5%。第二份是一份《房屋托管合同》，对方提出可以帮助叶女士找到合适的租户，无论是否有租客入住，叶女士每月都能拿到2.3万元的固定收益。第三份是一份《授权委托书》，其中有一条款注明：如果叶女士违约导致房屋无法出租，公司可代为清退、换锁、申请仲裁，并收取“年租金30%”的违约金。急于用钱的叶女士签约时并未在意这一条款。

这些合同是嫌疑人设计的组合拳，用低息贷款、固定租金做诱饵，把真正的陷阱藏在《房屋托管合同》和《授权委托书》里。表面看是商业合作，实则是用“租金+违约金”取代了传统的“砍头息+服务费”，把非法高息拆分成看似合法的条款。借款到账当天，叶女士就被以渠道服务费、房屋评估费的名义扣减了2.6万元，实际到手仅10.4万元。此后，租赁公司从未按约定支付过一分钱租金，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持续计收高额违约金，叶女士的债务雪球就此滚动。

当叶女士还以为“低息贷款+固定租金”是双赢合作时，第一份《违约告知函》已悄然送达，自此她陷入了更深的债务陷阱。2024年3月，叶女士收到公司发来的《违约告知函》，称她的房屋被认定为群租房需要清退，依据房屋托管合同，她需支付年租金30%的违约金，共计8.28万元。叶女士想解除合同，却被告知托管期限是五年，提前终止要赔偿剩余四年租金的30%，合计33.12万元。业务员引荐了第二家“资产管理公司”，提出“债务优化”方案：再借45万元，月息仍为1.5%，既能结清违约金，又能“赎回”房屋。

在这样的数字游戏中，叶女士的债务从2023年11月的13万飙升至2025年3月的1260万。为了保住房子，她先后抵押了个人及父母名下的两套房产；当债务升至900万时，公司又要求她追加弟弟名下的学区房作为担保；当债务定格在1260万时，公司直接向仲裁机构申请裁决，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三套涉案房产全部进入司法拍卖流程。

涉案的租赁公司并非“黑作坊”，据警方调查发现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、注册资本1000万元，持有备案证书且缴纳监管资金，资质合规。但这家看似正规的企业，却暗藏违规操作。经过深入调查，警方发现该公司的真正盈利点根本不是租金。两年半内，该公司“租金收入”仅632万元，而“违约金收入”却高达4271万元，占比87%。备案完成后，企业可合法调取房管局的租赁网签数据，精准筛选“有房、有贷”的群体，成为他们的“精准围猎”目标。公司在补充协议里悄悄加入“30%违约金”条款，仲裁机构往往会认定这是“双方意思自治”，难以直接判定无效。公司还与多家小贷公司、担保公司签订了“联合授信”协议，通过合同里的文字游戏，以年息180%贷给借款人，赚取巨额差价。

这个套路贷团伙的暴露源于一次“异常仲裁”。2025年7月，成都仲裁委连续受理多起“住房租赁合同纠纷”，这些案件中被申请人无一出庭，全部“默认”巨额违约金。申请人都是同一家公司，代理人相同。每套房屋在仲裁前都被申请了财产保全。警方成立专案组后，立即对嫌疑人非法所得的4900万元出借资金进行溯源，发现多笔资金最终回流至嫌疑人个人账户。通过大量数据将仲裁记录、抵押合同、110警情交叉对比，最终串并出200余名具有套路贷特征的被害人。2025年11月，警方在五处窝点同时收网，现场控制涉案人员73名，扣押服务器12台，合同档案2000余份，冻结资金2600万元，彻底摧毁了这个以租赁房屋为掩护的套路贷团伙。警方提醒，面对低息贷款、固定收益的诱惑，一定要谨慎对待，一旦发现自己陷入套路贷，要及时保留合同、转账记录、催收证据，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。保护个人信息、规范征信查询权限，不仅是隐私问题，更是关乎百姓个人财产安全的安全防线。唯有从源头堵住信息漏洞、规范使用范围、强化制度监管，才能斩断隐藏在合规外衣之下的黑手。